软件业是IT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在我国建设为“创新型国家”的历史使命中将扮演至观重要的角色，也将对地方经济形成强大的拉动力。但是，在我国各省市发展软件产业的过程中，取得了很多成绩的同时，也形成了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失衡的局面，这种地区差异是怎么形成的?对软件产业是福是祸?各级地方政府、各个软件企业在选择发展道路的时候，应该具备怎样的视野与方法?2005年1~12月份，全国软件收入超过100亿元的省市共有10个，分别是北京、广东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辽宁、陕西、福建和天津(后三家为新增地区)。据统计，这10省市软件收入合计达到3422亿元，占到全国软件收入的87.7%，而其余19个省市的软件收入只占12.3%，软件产业的区域集中度进一步提高。而在这十个引人注目的省市中，来自中西部的竟然只有陕西省一家。而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统计，2005年，全国有7个省市软件收入超过200亿元人民币，而这7个省市全部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的长三角、珠三解和环渤海区域。数据显示，北京和广东两省市软件企业认定数均已超过了2000家，200人以上的软件企业也分别超过了100家。其次，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辽宁等省市的软件企业基本上在500-1000家之间，200人以上的企业分别有30家到100家不等。相比之下，西部省份则显得“瘦弱”许多。

　　在软件人才的分布上，东西部地区差距也十分悬殊。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的统计结果显示，光北京市占有的软件开发人员占就接近全国软件开发人员总数的近20%，而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是软件开发人员聚居较多的地区。在这项以城市为单位进行的数据统计中，西北地区的众多城市(包括软件产业发达的西安市)开发人员仅占全国的3%，西南地区的城市(除成都和重庆之外)所有的软件开发人才比重仅为2%，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显而易见。

　　让人担忧的是，东西部在软件业上呈现出来的差距正呈现出逐步加大的趋势。尽管中西部省市对软件业的扶持逐年加大，但面对东部地区软件业的迅猛增长，仍然难以望其项背。

　　针对这一问题，记者分别在东部与西部选取了近十个中西部省市区进行了调查。而采访结果表明，我国软件业已经呈现出东西部严重失衡的局面。

　　上篇东部篇

　　漫步在大连软件园的园区，徐徐海风，蓝天白云，灰色简约的建筑阴影林间，穿梭其中的各种肤色的人士。一时之间，让人恍惚以为分清这到底是硅谷，还是大连。

　　被列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大连软件园，入住的企业已经超过了230家，其中不乏HP、GE、DELL这样的跨国公司。此外，也有东软、中软、信雅达、大连海辉这样的本土软件领头羊。在这230多家企业里，超过37%的企业具有外资背景，超过一半以上的企业在从事对日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业务。在2005年，这些企业为大连软件园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带来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，2亿美元的出口额。在大连软件园的带动下，辽宁省在2005年的软件产业销售收入达到了203亿元人民币，软件出口额达到了3亿美元。

　　相比中西部那些年软件产业收入只有几千万元人民币的省份来说，东部与东南部的发达省市、沿海省市，如北京、广东、辽宁、浙江、江苏这样的地区，可谓是软件产业绝对的老大。而东南部与中西部的对比，已经升级为了数量级上的差距，发展的不均衡，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。

　　抓住了机遇。

　　“与中西部的软件行业相比，浙江的软件业之所以能有突出之处，‘时间’占了很大的因素。”浙江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蔡小富说。

　　浙江的软件企业多数为民营企业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一个群体。“这不像是很多地方是在‘18号文件’颁布以后才发展起来的。”

　　由于较早地抓住了机会，在“18号文件”颁布以后，浙江的软件行业更是如虎添翼。2005年，浙江省软件收入达到了251亿元人民币，全省销售收入超过亿元的软件企业达到了29家，其中，浙大网新的年销售收入更是达到了44.5亿元。

　　“一个企业就能达到40多亿元的销售收入，这与浙江的软件企业比较住重资本运作有关系，”蔡小富说。如今，浙江全省已经上市的软件企业达到16家，甚至超过处在第一梯队的北京。“上市对可以延长企业的生命周期，”蔡小富认为。

　　“‘18号文件’颁布以后，通过资本运作，浙江的软件企业成长很快，而且可以将资本市场的资金不断注入新产品研活动中，形成良性循环，”杭州市的一家软件企业的老总在大连软交会上对记者表示。